中国情与自由梦：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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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麦天文学家第谷·布拉赫，观察天文星象长达20年，写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天文表——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年的长度精确到秒以内。然而，由于第谷信奉“地心说”—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因此始终无法对观测到的海量信息，做出任何突破性的解释。
当他临终前把毕生的心血——海量的观测数据，交给关门弟子开普勒时，感慨地说：“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未能在天文学上有开创性的成就......”
身为第谷得意门生的开普勒，信奉的却是和老师截然相对的“日心说”——太阳是宇宙的中心，他将老师的海量观察数据，嵌入“日心说”的新范式中，短短几年，就发现了“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”。开普勒从此名垂青史，被誉为“天文立法者”。
——“范式”错了，信息、数据、史料越多，距离真知反而越远。
“范式”一词，是托马斯·库恩在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，今天泛指某一学科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，无一不是“范式革命”的产物：
牛顿力学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，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；
亚当·斯密的古典经济学，颠覆了重商主义，让人类历史迈入资本主义；
哈耶克的“自发秩序”，颠覆了乌托邦主义的幻梦，让人类从通往奴役之路上折返。
......
在中国，也有这样一位范式革命者，他不仅颠覆了20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，还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新范式。
学者赵晓说：“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，他一直走在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，堪称鸦片战争以来‘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’。”
学者陈浩武说：“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，他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”
他就是杨小凯——一位传奇而又悲壮的华人经济学家、思想家。
1776年，亚当·斯密发表《国富论》，重新解释了财富创造的奥秘：
分工：1个10人的工厂，要比单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，分工越发达，专业化水平越高；
市场：人们出于自利的行为，反而达到了利他的效果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。
斯密进而认为，经济学的使命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，核心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。这一范式被称为“古典经济学”。
1890年，阿尔佛雷德·马歇尔在《经济学原理》中指出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都是稀缺的，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。这一范式颠覆了斯密的“古典经济学”，被后世称为“新古典经济学”。
此后，经济学界的四大门派—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、凯恩斯主义、芝加哥学派、奥地利学派，围绕“政府和市场，应该如何有效配置资源”这一问题，展开了大辩论，各派的基本观点如下图：
然而，无论答案是什么，在现实经济中，“看得见的手”总有抑制不住干预经济的冲动，更何况“看得见的手”干预经济的短期效果，非常明显，这更强化了人们对它的依赖。
相反，不承认市场失灵，反对干预的奥地利学派，反倒曲高和寡，批评者委婉的说“太理想化”。
在“如何配置资源”这一范式中，主流经济学看似百家争鸣，结果却距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远——全球经济频频爆发周期性的危机，而且危机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，破坏性越来越大。直到杨小凯新的经济学范式——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，即“斯密—科斯—杨小凯”框架的诞生。
所谓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，就是运用最先进的数学分析工具，将“古典经济学”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。它比斯密“古典经济学”的思想更古老，但躯体却更年轻，基本要点是：
回归亚当·斯密的基本议题：杨小凯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，由“资源配置”拉回到“分工和专业化”以及对应的议题——国民财富的增长。
注入“交易费用”的新鲜血液：杨小凯将诺奖得主科斯的“交易费用理论”引入自己的新范式，将“成本”拓宽到产权和制度层面。
用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，重建经济学大厦。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，之所以放弃“分工协作”而陷入“资源配置”，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当时还没有诞生可以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。杨小凯的“超边际分析”，其雄心是可以分析所有经济学中的两难选择。
因此，有评论者指出，杨小凯是直接可以和斯密对话的学者，他回归斯密，又超越了斯密。
我们知道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解决两难问题的学科，自诞生200多年来，基本的趋势是不断地衍生分化，而每一种新的分科（枝），都只分析某一具体领域的两难问题，这种“分”的趋势，让经济学越来越工具化、技术化、模型化。
杨小凯的新范式，紧紧锚定分工协作这一经济学的根本问题，用超边际分析的工具分析所有的两难问题。这正是杨小凯的雄心——让经济学回归源头，让经济学“分久必合”，不再有宏观与微观之分。感兴趣的朋友，可阅读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，这里只简单介绍对分工与交易费用的分析模型。
斯密时代，分工相对简单，交易费用问题并不明显。然而今天，一台智能手机，从研发、零部件生产到组装，动辄跨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，涉及上千个零部件。
越是专业化的分工，对每个环节的成本也就越敏感，而各环节的成本，都和该经济体的制度、文化休戚相关。因此，“交易费用”主要来自制度环境，比如产权保护、法治、税收、城市化、国际贸易......
按照杨小凯的新范式，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和企业家，政府对发展经济的主要贡献在于如何降低交易费用，即保护产权、减低税收、推进城市化和对外开放......
杨小凯的新范式，震撼了许多被困扰在旧范式中，却一直在思变的权威学者。
1980年代，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茅老，在第一次听到杨小凯的研究框架时，便有一种“豁然开朗的感觉”，而那一年，杨小凯仅仅是武汉大学的一名“临时工”。
2002年，诺奖得主布坎南两次不吝溢美之词地向诺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杨小凯：“杨小凯的经济分析框架，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”。
然而，这一新范式，挑战的是西方两百年来，一直由欧美白人统治的主流经济学界，更不幸的是，杨小凯56岁罹患癌症去世，随着他的英年早逝，他开创的经济学新范式，逐渐被遗忘。
近些年，《21世纪资本论》在全世界的流行，以及国内“产业政策之争”——传统的范式依然大行其道。
“范式英雄”注定是孤独的，这是先知的荣光，却是时代的悲哀。
▍后发国家转型的新范式：制度转型优于经济变革
有一种人，在世时已名满天下，但当他离世后，人们才发现他的价值和影响原来一直被低估。
2014年，“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祭”追思会在上海召开，中国经济学界精英几乎悉数参加，就连杨小凯生前最主要的学术论敌林毅夫，也不例外。
与会学者陈浩武事后发表的《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》一文，提供了解读杨小凯的另一个维度，由此杨小凯的第二个新范式——后发国家转型的路径选择，以及后发劣势的洞见，再次引起广泛的讨论。
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，杨小凯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系统研究，总结了两种后发国家的“转型范式”（主要收录于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之《发展经济学》）：
第一种：由政府主导，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，即先发展经济，后社会转型。
第二种：通过制度改革，建立自由市场制度，实现经济、社会的范式转型。
德国长达百年的转型历史，为两种范式的优劣做了最好的注脚。
1871年，德国统一。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，当时的“日不落帝国”英国，成了德国舆论中“邪恶”的敌人。为了赶超英国，实现德意志的民族复兴，德国人选择了第一种范式。
短短30年，德国崛起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强国，并建立起一支上百万人的现代化陆军！这些好看的数据，让刚继承皇位的威廉二世误以为取代大英帝国，称霸世界的时机到了，随即挑起“一战”。结果，盟国倒戈、军队哗变、战争失败。德国投降后，被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彻底肢解。
赫拉克里特说：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但是，同样的错误，德国却在短短60年内重复了至少两次。
“一战”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，让德国的民族怨恨情结再次“发炎红肿”，为了复仇，德国再次选择了第一种范式。
1933年，希特勒上台，喊出了“要大炮，不要黄油”的复仇口号，开始推行纳粹主义，大规模取缔私营经济，疯狂扩军备战，重新“崛起”后的德国，再一次发动世界大战，德军兵锋极盛之时，版图扩展至大半个欧洲！
然而，仗剑而生者，必殁于剑下。法西斯的罪孽得到了报应：二战后，整个德国沦为废墟，纳粹遭到清算，第三帝国的荣耀化为灰烬......
第一种范式的威力不容小觑，它让德国在短时间内两度崛起；然而，危害也显而易见，两次世界大战，戕害上亿人的生命，战争对文明的破坏程度，触目惊心。
二战后，德国被一分为二：联邦德国（西德）和民主德国（东德），幸运的是，这次西德选择了第二种范式。
1949年5月，西德通过了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》，拥抱现代政治文明。随后，在政治家艾哈德的主导下，德国恢复了自由市场，发展经济的权杖，从此交到了德国企业家手中。
战后最大的经济奇迹诞生了。在战争的废墟上，西德重建了家园、解决失业、恢复民生，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如汽车、造船、相机、芯片、计算机等高精尖行业再次领先全球。
然而，一墙之隔的东德，经济总量仅为西德的四分之一，科技落后了近20年，在两德分裂期间，有近30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西德。两种范式，孰优孰劣，德国民众用脚完成了投票。
1989年，两德统一。经过一百多年的血与泪，德国终于完成了范式切换。不过，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
在《发展经济学》中，杨小凯总结道：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“经济奇迹”，无视制度转型，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，最终反噬经济成果，除了德国的例子，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，再次说明第一种范式行不通......
杨小凯将第一种范式的弊病概括为“后发劣势”，并进一步指出：“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，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，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。
要获得后发优势，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，在考试未及格前，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”。
杨小凯20年前关于“后发劣势”的思考范式，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。然而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，不过是回到“唯制度论”的原点。
历史不仅证明了“只模仿技术，不改革制度”行不通；历史还证明了“只模仿制度，不重铸观念地基”的“唯制度论”也行不通。
清末的百日维新，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；
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，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。
但是，被忽略的是：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，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《大宪章》，英国的市场经济，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；
美国的联邦制，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，其思想源头，除了《圣经》，还有《五月花号公约》《联邦论》等。
1912年的中国，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。彼时，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。然而，上至总统，下至议员，大脑里多是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的观念。
比如，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，“吃袁大帅的饭，穿袁大帅的衣，替袁大帅出力！”
比如，很多国民议员，不过是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，甚至还接连上演“袁世凯复辟”“张勋复辟”的闹剧。
人的行为，受观念的支配；任何制度，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。因此，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，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；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，终究是无源之水。
那么，观念从何而来呢？主要来自经验、理性，以及超验的信仰。
比如，透过德国、日本，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，摒弃第一种范式，选择第二种范式，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。
然而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，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。这段历史再次说明，理性是非常有限的。因此，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。
再次提出新范式的，还是杨小凯。但悲壮的是，这次的范式颠覆，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。
2001年9月，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，他皈依基督，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“自我革命”。
杨小凯认识到，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，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，是肤浅的，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。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，杨小凯说：
“基督教新教，是一个‘不断扩张的,公正的社会秩序’。共同的信仰，给英美文明带来了‘尊重自由抉择、生而平等、恪守契约’等原则，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，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——分权制衡的基石。”
“自由的信仰——自由的个人——自由的秩序——自由的制度”，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。
这一范式，贯通了他创发的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（自由的经济秩序），“后发劣势”（自由的制度）两种范式，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“经济决定论”“历史阶段论”的宏大叙事。
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。因此，赵晓教授才说“杨小凯是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第一人”。
向死而生，薪尽火传
学者可分两种：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，生命受学问支配；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，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，乃至气象万千。
对于杨小凯，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，还是生命压倒学问。
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，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，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：
18岁那年，一篇《中国向何处去》的文章，让“杨曦光”三个字天下皆知，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。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，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，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，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。
1983年，费尽周折的杨小凯，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，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。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，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。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，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难怪杨小凯说，普林斯顿四年，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。
2001年，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，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，然而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——将三个月变为三年。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，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，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，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。
作为一名经济学家、思想家，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，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，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，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。
“中国向何处去”，是他一生研究的母题。他对中国转型问题的深刻洞见，对“后发劣势”一针见血的预言，都能为我们在剧变时代提供思想力量。
杨小凯一生经济学思想精华的结晶，部分作品是狱中的思考成果；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经五年，精心打磨。本书装帧考究：精装版，函盒选用高级灰色细彩麻布。
限量发行。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（九卷本）由先知书店独家发行，最后库存25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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